如今的短视频平台上，一些“社会事件”或“感人事迹” 在大范围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后，被发现实为摆拍。
“家长给老师送锦旗，锦旗上写‘教啥啥不行，叫家长第一名’”，这个吸引眼球的视频，想必不少人都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而后经排查，此视频为网友自导自演的虚假视频。
再比如，“芷江县摩托车抢小孩”的视频曾在网上大范围传播，最高有近25万次点赞，后经调查为某自媒体人自导自演。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曾经广为流传的“外卖小哥送餐返回后发现车辆被偷后在雨中坐地失声痛哭”“考上清华大学之后跪谢父亲”“广东夫妻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妻子晕倒丈夫冷眼离开”等等均为摆拍短视频，涉及到民生、教育、社会治安、道德伦理等领域。
政治领域也不乏摆拍短视频现象：2016年，一段据称是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的叙利亚小男孩“阿勒颇受伤儿童”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走红，当天转发量就超过3万次，但随后有媒体质疑该视频为摆拍，其目的是为西方国家干涉叙利亚创造“人道主义”理由。
尽管那些摆拍短视频往往看起来并不精彩，甚至粗制滥造，但却善于拿“人性善恶”或者“极端现象”做文章，很容易击中用户内心深处的情感软肋 。于是，用户在情绪化的状态下信以为真，积极转发扩散，如此摆拍的视频就在一传十、十传百的作用下，占据了公众的视野。
发现上当后，网友纷纷指责视频制作者编造虚假内容骗取流量的行为，但部分制作者却为自己辩解，短视频摆拍类似于韩剧虚构情节感动观众，是为了传播正能量而进行的情节创作。的确，一些摆拍视频主将自身塑造为“公民记者”和“正义化身”，有的甚至还打着“传播正能量，倡导主旋律”的旗号公然进行摆拍创作。
当非虚构创作和虚构创作的界线模糊、段子穿上了新闻的外衣，会导致什么问题或社会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反思短视频创作中的伦理问题？
问题一 追逐流量：短视频的“创作”变成“操作”
5G时代来临，当视频生产和传播变得极其简单时，如何抓取眼球、脱颖而出就成为短视频生产者们最关心的问题。
技术赋能下，短视频创作门槛低、产出高，具有个性化传播的特点，题材包括新闻信息和生活资讯。目前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短视频平台大多数都是UGC（用户生产内容）生产模式为主，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短视频创作与传播的主体由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扩充到个人传播主体、平台主体，甚至人工智能主体。一些平台上的拍客缺乏专业约束与职业素养，将短视频的“创作”变成了“操作”。
低门槛的进入使得短视频传播者素质参差不齐，平台内容五花八门。 相比于文字，视频感染力更强，迷惑性更大。“眼见为实”，受众对短视频内容信任度较高，“观看”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社会体验和实践活动。短视频创作者在生产、制作、传播过程中人为或技术性地对影像进行遮蔽，或者制作虚假影像、传播失实信息、对视频画面随意剪辑制造新闻“热点”。此类视频的题材涵盖社会热点，常仿照纪实性新闻的拍摄方式采用暗访、街拍等展现手法，并对当事人进行马赛克或变声处理，让人误以为是纪实性的调查新闻。打着“新闻”的幌子吸引流量，获取更高的舆情关注度。这种对事实影像的歪曲和主观建构，让人们不仅感慨：“有图、有视频也未必有真相”。
部分短视频创作还存在拍摄方式失当、占用公共资源等伦理问题。 有些“拍客”为了吸引眼球，不顾他人利益与人格尊严，把公共空间当成取景地，把公众成“群众演员”，很容易就涉嫌侵犯公众的肖像权、隐私权，对公众生活和公共秩序造成干扰。此外，短视频创作中的版权问题也比较突出，创作者、传播者、平台的版权保护意识普通薄弱，某些账号为了吸引用户关注有目的地对他人作品进行裁剪和随意转载，盗版、二次剪辑等侵权现象频发。有些专业媒体盲目采信自媒体发布的视频影像，缺乏对影像的核实和验证，“把关人”角色缺位，导致虚假网络视频被广泛地传播。
问题二 欺骗观众 ：“摆拍”和“真实”的界限模糊
短视频的内容题材和视听叙事逻辑有别于传统视听表达。一些非专业短视频创作者缺乏基本媒介素养，为博取流量和吸引眼球故意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摆拍或者“移花接木”合成视频内容，制作和传播虚假短视频新闻，甚至刻意模糊“摆拍视频”和“真实记录”之间的界限，营造一种记录真实的新闻感，骗取观众关注、引发社会讨论。
短视频快速兴起的现实逻辑是“技术赋能、极简操作、碎片消费、深度互动” 。深度互动指的是短视频这一传播形态能够提供很强的在场感、现场感和参与感，视觉上它给人的感觉是不停地还原现场真实情况，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观看者普遍认为短视频提供的是真实的新闻信息，展示的是现实情况，网民在观看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情。“摆拍”短视频的视频作者正是利用了这些特点，刻意调整拍摄手法去迎合观看者的信任，模糊虚假情节和真实故事的界限，企图达到“弄假成真”的效果，用虚构情节获取观看者的真实感情。短视频创作领域并不拒绝虚构内容，有好剧本的故事同样能够吸引观众，但是，当视频作者用虚假内容伪装成真实，就是对公众的欺骗。
问题三 挤压事实 ：“非虚构写作”的创作风险
低门槛的短视频创作激活了用户个人的创作力，赋予了他们多样化的生动的表达方式，但过度演绎和刻意表现“正能量”也是有风险的 。其中，一种以“非虚构”为主要创作手段的纪实类短视频，成为一种创作时尚，它更强调情怀与态度的传递。例如，“二更”平台出品的“更城市”系列短视频，创作者以普通人的视角记录了城市中各行各业的小人物，在短短几分钟内，以具体的鲜活故事，展现了人与城市的关系、人与命运的抗争，引起很多受众的情感共鸣。该种短视频生产方式具有新闻的表现力，但却是以非虚构写作方式创作的，与客观真实有一定的差距。
“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些创作者将“非虚构”简单理解为“创作 + 事实”，稍不注意就夸大事实或建构事实。许多引发广泛传播和争议的短视频，就是以这种“非虚构”的方式摆拍的。有学者认为，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本质上属于一种“轻真相重故事、弱信息强情绪”的“新闻漂移”现象。在以主人翁视角的叙事中，传播者的主观建构会挤压客观事实。也有学者认为当非虚构作品中作者主观性过强，而读者又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时，作者的观点就会变成绝对观点，过度的指向性暗示易剥夺读者的理解空间，甚至取代读者思考。另外，随意编辑剪辑，移花接木，对视频内容进行重构或伪造，也涉嫌侵犯版权。
从短视频生产方式看，短视频遇到的版权问题更复杂。短视频既可以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载体，也可以是原创故事的传播载体，当它被作为新闻信息传播时，应该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当它作为原创故事传播时，则应当遵守文艺创作的要求和规则。对于不同类型的短视频应该加以区分，分别管理。要区分真实记录与虚构创作的界限，不能容忍摆拍视频穿上新闻的外衣，还要反思段子创作的伦理问题。区分类型并不是限制创作，而是通过分类进行更好的信息管理。摆拍视频中，网友指责视频作者造假，视频作者自称内容创作，其中的矛盾也正是因为视频分类不清，欺骗了公众的感情。
问题四 娱乐至死 ：狂欢文化的麻醉功能
为迎合观众求新、求异、猎奇、窥视的心理，有些短视频创作者常常设计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夸张搞怪的特效、情感浓重的表达以博取公众的关注、激发消费者（也包括制作者自己）的幻想和欲望，三俗、色情和造假乱象不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审丑文化的形成。这些短视频刻意追求视听效果，过分重视特效，戏不惊人死不休，娱乐至上。大量劣质的歌舞、搞笑的段子、具有魔性节奏的短视频在网络盛行，优秀、高雅的作品反而曲高和寡，传播不开，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这种“狂欢式文化”不但产生不了优秀作品，还在潜移默化中生成一种隐形力量，对传统文化、伦理精神、文化认同等造成了强大的渗透与冲击。低俗的短视频满足了受众低级趣味和泛娱乐化的需求，影响了受众的审美观和创造性，甚至让人沉浸和依赖这种过度“娱乐化”内容，特别是影响到未成年人的精神健康和正确价值观的塑造。一些未成年人不自主地模仿视频中的暴力行为以求关注或自我宣泄，在良莠不齐的浸淫中“娱乐至死”；一些乡村短视频经常通过塑造蠢笨呆傻的农村人形象来取悦观众，这不仅加深了公众对农民的刻板成见，也加剧了农民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焦虑与阶层分化。
在平台“以流量定胜负”的竞争氛围下，一些短视频创作者为迎合了受众“只看热闹不思考”的心理需求，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与算法“合谋”，提供大量庸俗、低俗、媚俗类作品。受众沉溺于这样的不良内容中会失去思考和判断的时间而被“麻醉”。完整意义上的短视频形态应该是多元化的，然而近年网络短视频却呈现出极端单向度的发展态势。技术与商业的联姻对于文化生态的全面宰制以及对于消费力量的无限迎合，其结果是短视频文化“神话”的幻灭。大量“泛娱乐化”的短视频，消磨了人的思考能力，短暂的感官愉悦消解了人们深刻思考的时间，情感的体验超越了意义的追问。
为确保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消解短视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加强短视频制作者和传播者主体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媒介素养，还需要提高受众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要求。制作与传播短视频首先应考虑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鼓励公众举报违法违规或低俗的短视频 ，让用户参与到短视频的内容监管中。同时，还需对短视频内容进一步细化分类，将内容体系化、标签化 ，帮用户理清短视频的分类导图及选择次序，防止未成年人沉迷，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坚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原则。
综合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
(来源:人民论坛网微信公号)
来源:光明日报
即将过去的2020年似乎经历了一个“加速社会”的中场休息，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并没有暂缓数字智能服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健康码、点外卖、视频会议成为工作生活“三件套”，各种基于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服务应用快速入场，社会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博弈下正经历结构转型。
这种转型呈现出一种“重组”的力量，将现有的时间空间重新切割，再以一种“光电方式”重新拟定节奏、划定规则、做出决策。线性时间被打碎，信息的“精准推荐”是一种“算法时间”，它调整信息的呈现序列，插入合适的节点，指出什么才是“适合你的内容”，而不在意“真正的时间”。以算法为核心生产逻辑的数字平台，作为社会行动网络中的主导力量，正在整合性地协调社会系统中的多元参与，通过设置代码规则，进行算法管理，规训的颗粒度被逐层细化，渗透进社会的毛细血管。算法社会的结构转型正呈现出3个鲜明的趋势。
一种新的“平台速度”正在形成。麦克·沃尔什在《算法领导者：当机器比你聪明时如何变聪明》一书中描述了一种“亚马逊步速”，这是一种“介于行走和慢跑之间的速度”，而在亚马逊，员工们必须按照这个节奏来工作。与之类似，我们看到了“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平台骑手们，面对不断压缩的订单送达时间，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遵循算法的设计逻辑，看着手机上一条直线的数字地图，在现实的道路上“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平台速度是一种时间节奏，集中体现着平台规则和算法支配下的统一性、规划性和标准性，而且蕴含着一种肤浅的消费哲学，代价就是将劳动者的主体性、情感性和立体感隐藏起来，这也助推了平台算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
“人脸识别”或将重新划定个体身份边界。疫情期间，人脸识别作为社会监测技术助力公共防疫，但是强制“刷脸”、事后“丢脸”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在一些小区，人脸识别成为居民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而一转眼，在一些黑灰产平台上，据说两块钱就可以买到千张人脸照片。人脸识别是一种“无目光的注视”，人脸识别的准确性高度依赖数据、算法和算力，如果操作不当，泄露出去的面部照片可被用来训练深度伪造，欺骗识别系统，冒充个人身份，恶搞他人隐私，持续给个体带来经济风险和身份困扰，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算法鸿沟”逐渐成形并拉大社会距离。算法的逻辑机械且强势，而如果社会的协调机制过分滞后，那么则会形成新的“算法鸿沟”与社会歧视。以往的知识鸿沟、数字鸿沟更多的是由于社会结构中的教育程度、年龄层次、经济地位等要素使得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而“算法鸿沟”则有可能在分配制度的上游，通过人口数据、用户画像、使用习惯、社交关系等先期就预置了鸿沟。而随着算法回还往返于社会与系统之间，那些有机会获得工作经验、拥有学习机会、算法素养较高的群体，同那些缺少机会、相对弱势的群体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拉大。老龄人口、残障人士、低收入群体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算法陷阱”，行踪羞辱、健康码歧视等问题则随时可能落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而这样的差距经年累月沉积，将加重阶层固化，形成算法特权和垄断力量。
去年4月，《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研究性的综述，指出未来将是一个“算法无所不在”社会：自动化的新闻推荐、算法辅助法官判案、无人驾驶汽车、针对个体的差别化定价等，都将无缝接入我们的生活。如果以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个“未来”已来。
如同“药”具有两面性，算法在摧枯拉朽急速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系统问题和社会问题。算法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种行动的“再现”：算法没有善恶，但绝非中立。算法要向善，因为所有围绕算法进行的协作都是社会再现，而未来的方向在每一个积极的主体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努力。就在前几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其中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对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10月，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有望成为国内首部明确写入人脸识别禁止性条款的地方性法规；11月23日，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宣判，未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刷脸”被驳回。关注平台外卖员的生存状态和阶层流动机制，为老年人、特定身份群体打造友好的数字生活环境，对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差别性对待等不合规问题进行监管治理等，都是对算法社会中可能会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的“纠偏”。
我们在见证算法改变社会结构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公共关涉”算法是一种社会机制，涉及多种社会要素和力量。要使得这种社会机制能够朝向更加具有社会保障、社会共情、公共向善的方向推进，则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督、协商与支撑体系。（作者：方师师）
责任编辑：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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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世界历史都是因为《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道丘处机路过牛家村而走到了今天。如果丘处机没经过牛家村，完颜洪烈就不会遇到包惜弱，郭靖和江南七怪就不会到蒙古，铁木真就死在别人手里了，蒙古铁骑就不会西征。南宋也不会灭亡，中国就会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然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段子很好玩，早年间，罗素也讲过类似的段子。
罗素在他的文章里说，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美国可能就不会存在。安妮是亨利八世的第二个妻子，亨利与她的婚姻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如果英国不和罗马教廷断交，就会承认教皇把美洲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如果英国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那现在的美国就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按照同样的思路，罗素说，工业革命缘自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缘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缘自突厥人移民，突厥人移民缘自中亚的干燥。因而，寻求历史原因的根本在于研究水文地理学。
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历史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尼尔·弗格森，主编了一本书叫《未曾发生的历史》，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一共有九个章节，历史学家讨论了九个历史假想，如果纳粹德国在1940年5月入侵英国，那会怎样？如果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那会怎样？假想一下，党卫军的军官站在大笨钟下面，步行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德军的坦克开进詹姆斯公园，向白金汉宫逼近。这样的画面非常刺激。有时候，我们假想历史，必须借助一下地标性建筑，非常熟悉的地标性建筑，被敌人占领了，能让我们立刻体会到那种巨大的变化。比如美剧《高堡奇人》，假想的是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他们把美国瓜分了，德国人占据了东部，日本人占据了西部，中间留一块中立区，纽约时代广场上那块大屏幕挂着纳粹旗帜，旧金山的街道上全是汉字和日文标识，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很刺激。我们看《后天》那样的灾难片，也会看到被冰雪覆盖的自由女神像、纽约图书馆，这些地标性建筑被改变了，我们就会想，哎呀，人类的命运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严肃的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时候，也会偶尔运用一下这个手法，比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其中有一段提到，如果公元733年，法兰克王国没有打败阿拉伯人，那会怎么样？吉本这样写，“从直布罗陀到卢瓦尔河谷，胜利的行军路线增加了1000英里。走两次这样的距离就足以把阿拉伯人带到波兰边界和苏格兰高地，同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相比，莱茵河的运输条件要好得多，阿拉伯舰队可能不经什么海战就驶进了泰晤士河口。如果真是这样，今天牛津大学教授的应当是《古兰经》，其讲坛会被用来对一个行过割礼的民族示范穆罕穆德启示的圣洁和真理。”这是吉本的原文，他提到卢瓦尔河谷、苏格兰高地、莱茵河、泰晤士河，这都是很有名的地方，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假想，阿拉伯的舰队要是攻进了泰晤士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吉本给出了一个假想的场景，牛津大学的讲坛，教授们讲的东西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情景，历史学家吉本只是在这里幽默一下，但是，我们忍不住会想，如果真是这样会怎么样呢？
阿拉伯舰队打进英国，这个事可能略微久远一些，那我们想想，纳粹1940年打进英国，会怎样呢？这个事很有可能，如果古德里安的装甲师继续前进，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没能完成，如果希特勒决定登陆作战，那会怎么样？英国当时的抵抗能力非常有限，有些英国军人也做好了被占领的准备，他们会到南非去，到加拿大去，到澳大利亚去，在海外殖民地继续和纳粹作战。英国文人也做好了准备，作家伍尔夫两口子就准备了毒药，他们不愿意被纳粹统治，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是个犹太人，他可不想被关进集中营，如果德国人攻进伦敦，伍尔夫夫妇就会自杀。弗吉尼亚·伍尔夫当时情绪很不稳定，怕德国人来，结果有一天，有个亲戚说要来和她住些日子，弗吉尼亚立刻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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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高堡奇人》，这是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小说，1962年出版。头一年，迪克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安妮，一起看了一本架空历史小说，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南方联盟获得了胜利，宣称要解放黑奴的北方联盟失败了。迪克受此启发，写了《高堡奇人》这个小说，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胜利了，日本占据了南美洲和亚洲，开发亚马逊森林中的资源。德国人占了非洲和欧洲，两边瓜分了美国，德国开始在外星球殖民，他们的技术领先于日本，小说中，希特勒病入膏肓，命不长久。德国总理是一个叫鲍曼的人，他死了，戈培尔博士当上了总理，但纳粹德国内部正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德国反间谍机构的一位军官，鲁道夫·魏格纳，跑到了旧金山，向日本人通报一个重要情报，说纳粹德国要执行蒲公英计划，和日本开战。
《高堡奇人》中有火箭助推飞机，从欧洲飞到美国，飞行时间大大缩短，但小说的重点不是要写科技进步，小说写小店铺怎么做生意，写手工匠人怎么做珠宝，里面的人物没有什么超能力，也没有什么高科技装备，他们偶尔会看到一本禁书，在这本禁书中，英国和美国在二战中获胜，丘吉尔一直担任英国首相，把英国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历史好像有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有另一个世界，那里会更好吗？
书中有一个段落，写鲁道夫·魏格纳回到柏林，被党卫军控制，他坐在小汽车上思考，“即便戈培尔博士被推翻了，蒲公英计划被取消了，那又如何？他们仍然存在，那些黑制服警察，那些纳粹党徒，他们还会在其他地方作恶，比如火星和金星。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可怕困境，无论世态如何发展，全都是深重的罪孽。为什么还要抗争呢？为什么还要选择呢？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是同样的结果。在另一个世界里，可能会不一样，可能会更好一些。那里善恶分明，不像我们这里，善恶混淆在一起，辨别不清。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成为有道德的人非常容易，做正确的事也毫不费力，因为那里是非分明。”
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不是存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呢？我在这里要引用一句俏皮话，“也许上帝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因为上帝创造世界并且暗想：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啊。”这句俏皮话来自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作者是奥地利的罗伯特·穆齐尔，小说开始的时候是1913年，在奥匈帝国的维也纳，一个叫乌尔里希的年轻人加入“平行行动”委员会当秘书。什么是“平行行动”呢？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岁登基，到1918年将在位70周年，1918年，德国也将庆祝威廉二世在位30周年。1918年，两个皇帝都要搞庆典，所以人们称奥地利的庆典筹备为“平行行动”。实际上，弗兰茨·约瑟夫1916年就死了，威廉二世1918年退位，一战结束，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完蛋了，这就是小说的背景，略显荒诞，在1913年，人们预备庆祝两个皇帝的丰功伟绩，但几年后，这两个皇帝都玩完了。
《没有个性的人》翻译成中文900多页，我大略翻了翻，实在没耐心读完。作者穆齐尔是哲学博士，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乌尔里希的所思所想，几乎没什么情节，不过小说的叙述状态倒很接近我们的生活节奏，我们都干着一份工作，这工作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会有啥结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什么情节推动，没什么戏剧冲突，但每天脑子里的胡思乱想还是不少。作者穆齐尔1942年在瑞士去世，小说没写完，所以不知道书中人物会有什么结局。这个小说好像就没法写完。
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提出一个概念叫“虚拟感”，书中是这样说的——假如存在现实感，那必然存在虚拟感。有虚拟感的人，是什么样呢？如果有人想解释什么事，他就会想，事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虚拟感是一种能力，能够料想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把存在的事物看得比不存在的事物更重要。虚拟感是一种神性的东西，饱含着还没萌生出来的上帝的愿望，它不会接受现实的打击，而会把现实当成一种虚构。
我们都是有现实感的人，对时间空间都会有很真实的感受，至于虚拟感，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夜晚走在街上，看见月亮，顶多说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我们不会真的以为纳粹德国在月亮背面建立了一个基地，或者月亮上有一块比例为1：49的黑色石板。我们可能会觉得每天的工作与生活都比较乏味，但不会真的以为，外在环境是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如果你看了电影《钢铁苍穹》，看了《太空漫游2001》，看了《黑客帝国》，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种假定啊。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科幻电影，只要电影给出了与现实世界不一样的设定，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很多人喜欢游戏，度过一段虚拟人生，或者创建一种虚拟的文明，可以说，虚拟感是一种审美体验。然而，《没有个性的人》所说的虚拟感，都是由现实生活中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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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其中两段描述——
其一：事情控制着我们。人们日夜行驶在其中，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周围好像有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是，墙壁在行进，人们却没察觉，它们把自己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弯曲的线，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伸向何方。
其二：空气和泥土构成一种蚁穴，交织着一层层交通繁忙的街道。空中运输工具、地上运输工具、地下运输工具，管道风动送人装置，汽车链水平方向疾驰，快速电梯用泵把人群垂直方向从一个交通平面打到另一个；在交通连接点上，人们从一个运输器械跳进另一个，在两个轰鸣着的速度之间形成一种省略，一个休止。问题和回答的声音像机器的部件那样交错连接，每个人只有完全明确的任务、职业，在一定的地方成群聚拢在一起，人们边吃边进行，休闲娱乐集中在别的市区，又在别的什么地方耸立着塔楼，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女人、家庭、留声机和情感。紧张和松弛，劳作和爱情在时间上被严格分开并按彻底的实验室经验被掂出分量。
这两段话怎么看，怎么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看架空历史小说，看穿越小说，看科幻小说，里面的人物总会担负着一点儿使命，获得一点儿意义，主人公要么反抗历史的定局，要么改变历史的进程，要么就拯救世界，他总得超越平凡的生活，才对得起作者奇妙的设定。我很少看到架空历史小说、穿越小说、科幻小说，就写普通人过日子的。
有一个美国小说，写一个饭馆老板，总穿越到六十年代去，他干吗去呢？买牛肉去。因为以前的肉便宜，他穿越回去买便宜的肉，回来做成牛肉汉堡，他的汉堡物美价廉，从不涨价。但这个饭馆老板只是个小配角，你不可能在一本500页的小说就写一个人买牛肉，做汉堡，抽烟发呆。我看《没有个性的人》，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我觉得主人公乌尔里希可以是1914年生活在维也纳的一个年轻人，也可以是2049年生活在洛杉矶的一个年轻人，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了，但普通人的困境并没有因此改变。
我们来看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这个章节叫“人们为什么不编造历史”，乌尔里希坐上了一辆电车，他想，1913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可两年前五年前也是动荡的年代啊，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只有模糊的记忆。我们的历史，从近处看，就显得凌乱和不可靠，像一块烂泥地，最后却有一条历史之路从这片烂泥地里走出来，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来自何处。乌尔里希坐在电车里，忽然有一种“给历史充当材料”的感觉，这让他很气愤。他坐着的那辆电车，摇摇晃晃的像是一台机器，里面坐着的人，总重量大概有几百公斤，他们在这台机器里被来回摇动，要用他们来制造未来。一百年前，可能也有这么一群人，坐在一辆马车，摇摇晃晃地，被当成历史的材料，一百年后呢？可能还有一群人，坐在机器里充当历史的材料。乌尔里希对这种无能为力的逆来顺受，对困惑的同时代人，对几百年来的唯唯诺诺实则有损人的尊严的盲目顺从感到气愤。他下车，走完了后面的一段路。
我们再想想，丘处机过牛家村会改变历史吗？希特勒被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录取，就没有二战了吗？我们想想，这世上活着的亿万人，还有这世上已经死去的亿万人，他们都是用来给历史充当材料的吗？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可怕困境，并不存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更理想的世界。在我们展开想象的时候，也总喜欢假想，有一个更糟糕的世界，我们庆幸自己还没有沦落到那个更糟糕的世界中。（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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